搞社会新闻的策划所需要的丰富经验是我所不具备的，所以，尽管偶尔我会跟着长于策划的老兄一起做些稿子，但凡是我牵头的新闻稿都是来自于热线。

我跑的第一条新闻是一个机关干部提供的。他的妻子生了小孩，而机投镇政府某机关要收取他早已明令禁止的“城市增容费”。机投镇那时在成都大概算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而我们采访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搭公车，所以这个没人愿意要的线索就给了我这个新丁。我骑了大概1个钟头车，问了无数的路，穿过那些尘土飞扬的施工地带才找到这个地方，又辗转才找到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她的回答是“不知道！要采访得开介绍信。”

“我这不是介绍信吗？”

“谁认你报社的介绍信呀？到市政府开去！”

她没拿记者证来寒碜我我就谢天谢地了。中国的记者八成是没有记者证的——至少在那个时候——我们私下有时开玩笑说：问一个记者有没有记者证，就像问一个**有没有处丨女丨膜。记者证需要新闻出版署签发，而获得它的概率比专升本要小得多——那年头最起码你得是个党员才有采访权吧。所以我们出去采访都是用报社介绍信，介绍信就像手纸，用完了又续。如果大的采访必须用记者证，那就借一个吧。

我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要么搪塞，要么闭口不答，最后恼火了，干脆收拾好东西回家了，把我一个人晾在这成都郊区的戈壁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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