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忘记是谁先提出的写联名信把Z告到校长那里，也许是我们脑力激荡的结果，也许是某次F老师暗示我们该向“学校反映情况”时顺带提出的。我们竟然决定这么做了：每人写一份，最后投票决定用最好的那份，号召全班同学签名，然后送到何校长的办公室。即使在今天，我也认为这是个非常勇敢的决定。

F老师为什么对Z那么懦弱呢？可能因为一些痛苦的经历，在达一中但凡上了点年纪的老师对于文丨革丨都心有余悸。我们的音乐老师经常讲：“毛老汉在的时候，我们是翻不了身的臭老九，那时候，什么孬火药都可以骑到我们头上拉屎拉尿！”——“孬火药”就是北京的“混混”，成都的“烂眼儿”，上海的“瘪三儿”。化学老师非常幽默，但有一次被捣乱的同学激怒了：“你算个屁呀！文丨革丨的时候XXX叫了4个人在达二中的课上和我对打，老子都不怕！”F老师可能也只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臭老九”，家里有两个女儿要照看，还有老人要孝敬，全家人都指望他挣的饭钱，而这些喜欢闹事的学生，家长都多多少少有点来头，他这个教书匠是无力赶走的，而他对Z又拿不出什么“可信的威胁”，搞不好还会得罪有关校领导，所以只能勉强维持现状，可惜Z这个闲不住的角色总是会捅娄子的。

那天与会的班干部真的是很有血性，尤其是体育部长姚和生活部长冯，走的时候又重燃了我对这个班的信心。事实证明，正是这两个班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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