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靠山消失，即便是改革再成功，也总是要有牺牲的。而这种牺牲，恰恰是反对者们彰显成功的标志。商鞅给后世改革者们提了个醒——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要有利用统治者的能力。

反对者也为后世保守人士提供了经验，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张居正面对的局面更为险恶，且不说强大的保守势力异常顽固，习惯于祖宗成法，抵牾张相爷种种雷厉风行、革故鼎新的措施。

单名分上就存在莫大的问题，因为明代内阁首辅在法理上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根本没有裁断政务的权力，他只不过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宰相”。

因此，张居正时常告诫下属：吾非相，乃摄也。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要进行改革，推行新政，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要想扳倒政敌，不仅要有理论说服统治者，更要有实例说服天下人。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王相爷政策过于激烈而脱离了人民实际，加之自己刚愎自用，那一个“保甲法”弄得民不聊生，凡有男丁者莫不整日忧心；那一个“方田均税法”又触动了地主们的私利，得罪了政敌。反对派司马光在王安石被扳倒后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反而有所进步。

然而面对张相爷，反对者们却不向司马光那样理直气壮了。鉴于新政切中时弊，成效卓著，反对者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的操守、品行着手。毕竟，古代那个道德至上的年头，士大夫对道德的要求远远高过能力与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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