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初之制，凡是沼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而后命学士起草。到了熙宁年间，有的内降手书便不用中书门下共议，大概是某位大臣伪作。到了蔡京秉政时，他担心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有所非议，因此御笔密进，而请求徽宗亲自手书诏令，称作御笔手诏，违者按罪处罚。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托称御笔手语，甚至于偶尔伪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说什么。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一统领三省。

元祐年间，他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列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赋喊捉贼。

蔡京一边积极地排除异己，一边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土、广布党羽。他擢升童贯为节度使，继而为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封太傅。对杨戬、蓝从熙、谭稹、梁师成等人也毫不吝啬地托爵禄市私恩。外人尚且如此，亲戚子侄自不必言。他的亲家宋乔年、胡师文先后历任郡守、发运使、户部侍郎；儿子蔡攸官至三公，蔡侩拜礼部尚书，蔡叙当了驸马爷。蔡京以纪述之说为自谋之计，从侍从至执政，从监司到帅臣，无处不用他的门人，亲旧，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北宋官僚机构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他最初为相的几年间，节度使增到八十余人，留后、观察使及遥郡刺史数以千计，名目混杂，人员滥冗，有的朝廷命官还是**、小儿。祖宗之法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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