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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