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0年，崔健以为北京亚运会筹集资金为名义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巡演，那届亚运会资金需求在25亿元左右，而北京当时各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又很薄弱，这时崔健就找到了主管部门说这样，我去巡演，赚的钱给你们，你们给我开路条，也就是演出许可证，主管部门一听还有这好事，就同意了。演唱会名字依旧很高大上，就像现在，一个办公室的人要出去下顿管子，总得有个名目，比如说小刘考驾照科目二顺利通过要出去吃，小李新租了个房子，带暖气且房租还比原来要便宜也要去吃，再比如小张喜得千金更要去吃，虽然以为会生个男孩。终极目的就是吃一顿，但形势上还得有个名目，不然吃喝无名，不但浪费了钞票，报销也成了问题。崔健的为亚运募捐巡演就是这样，唱的歌跟亚运没一点关系，崔健唱到动情时依旧号召台下的人站起来听，但是演到第四个城市武汉时出了问题，那时候每一个城市至少要演上两场的，有的还是三场，在武汉的第三次演出时，票都售罄了，临到开演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不让演了，当然对观众不能这么解释，只能说什么天气原因啊、设备故障啊之类的。当然票是一定要如数退还的。在中国这个地界，一旦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那是相当严重的事，首先主动注意你了，然后再强势介入，简单的问题就复杂了，崔健一行人回到北京，有人告诉他上面不让演了，然后又神秘兮兮的走了，连赚了多少钱的事都没问，后来还是崔健他们自觉，主动把演出所得的30来万上交了，更诡异的是，这30来万被当做税费给收缴了，既然都是税，那么收入哪里去了？崔健后来自己都觉得很诡异，说起来都十分好笑。以后时局更加艰难了，演出许可十分难以申请，很多次都是‘今不能详说的原因’才申请成功。其实也很好理解写那些回忆文章的乐评人，如果要详说，必然涉及到当事人，这些当事人里定然有那些拍板决策的吃皇粮的，既然要求人办事免不了迎来送往，也免不了吃拿卡要，虽然事办成了，其中的曲折、辛酸，恐怕也只有那些当事人才说得清楚，既然人家帮忙了，你也总不能过河拆桥，反咬一口，更不能把细节公诸于众，你不要影响，人家还怕影响呢，这样以后办事谁还敢帮你？国人的人情世故可窥一斑啊。连向来以独立、敢于向一切事物死磕的摇滚圈也不能免俗。所以当有朋友说国内的摇滚跟国外的没法比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固然国内的摇滚乐队的水平、造诣、影响力、商业化跟国外一些有名气的乐队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你要看它的生存土壤，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那么摇滚乐队何尝不是？他们的师承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受国外各种音乐流派影响，国内在这之前有什么现代音乐吗？似乎只有歌剧白毛女和各地方戏曲吧。再往前推似乎也只有那些如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之流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吧。80年代中期，国内能接触到国外摇滚乐、爵士乐、流行音乐的也就曹钧、曹平兄弟俩、栾树几个人，能拿到国外原版的唱片、磁带、音乐书刊，都不是一般人家，那时候北京的曹氏兄弟那都是第一手的音乐资讯集散地，因为没别的地方能搞到这东西。栾树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关于他的故事我会在后篇讲到。也就是说，能得到这些资讯的人家都是不简单的，至少都有点海外背景或者亲戚啥的。在这么贫瘠的音乐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乐队，其艰难情况可想而知，除了自身的音乐信仰、过硬的的专业素质、个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在严重缺乏资讯、主流社会的不认可、群众土壤并不深厚的当时，一直发展到94香港红勘中国摇滚新势力演唱会这个里程碑为止，说句老实话，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多少乐手在那个阶段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去参加个演出只能借两块钱连吃饭带坐公交竟然够了，钱还不能多借，多借人家不一定同意，自己能也不一定有偿还能力，少借就不用还了。管谁借呢？管那些粉丝借，一者那时候粉丝很多是学生，有点生活费，二者，他们也乐于借给乐手点钱拉近关系。所以当年摇滚圈里借钱基本都是这样的，都穷成这样了，还能再去要求他们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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