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 《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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