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09-16 09:24:53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7）

赋闲在湖南老家的前驻英公使郭嵩焘上了《论俄事疏》托李鸿章代奏。

郭嵩焘毕竟是中国出使西洋第一人，思维开放，对于洋务经验丰富。虽然他回国以后闭门谢客，但一直关心国事。

从曾纪泽的来信中得知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也是异常愤懑。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把崇约全文抄录了一遍，愤怒地抨击崇厚：“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也”。

旁观者清，郭嵩焘这个看法无疑是相当精准了，因为他在巴黎准备回国的时候见到过崇厚，当时就问过崇厚收回伊犁的谈判如何展开。

崇厚轻描淡写地表示，那不过是走一过场，去了彼得堡手到擒来的事。

当时郭嵩焘就觉得这个人是非常不靠谱的，也不知道奕訢和沈桂芬等人是怎么选中他的，如今所有担心变成了现实。

然而郭嵩焘毕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样都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无可救药的使命感。

面对此时主战派一出手就是满堂彩、主和派一出场就灰溜溜遭万人唾骂的场面，郭嵩焘以“身任天下之诟讥”，写下了《论俄事疏》。

郭嵩焘这个奏折先是对崇厚的错误进行了梳理，把崇厚与洋务派划开了界限“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6�7�6�7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吐槽崇厚误国的缘由完全站得住脚，而且恰恰是不通洋务造成的。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之前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西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但是对于崇厚的处置，郭嵩焘没有附和清流党，而是引用了他所熟悉的万国公法—“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老郭提出用西方通行的司法体系来议定罪名既避免了触怒沙俄，消弥沙俄开衅借口，同时也使中国加快与西方世界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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