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08-20 09:20:35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46）

1870年因为天津教案的事，崇厚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代表清廷去法国赔礼道歉，这个糊涂虫那年在巴黎现场观摩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

因为他的洋务派背景，再加上去过法国，因此总理衙门对他的评价是“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这个评语有些想当然了，但是在当时的清廷体制内部，确实是糊涂庙里糊涂神，从上到下不具备真正的人才选拔机制，所以像黎庶昌那样的人杰只能埋没。

崇厚的具体推荐人是当时军机两相之一的南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行走的沈桂芬，这个选人也最终要了沈老阁揆的命。

总理衙门对崇厚出使的外交方略完全没有规划，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也无预案，只是笼统地授予他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这可真是如同骑瞎马走夜路，一个真敢放权，一个真敢接受。

崇厚奉旨后第一个决定就让人大跌眼镜，他选择乘船出海，由海路赴法国，从马赛登陆后再换乘火车前往彼得堡！

对于崇厚这种的无脑操作，并非没有人发现问题，当时有一位清流党成员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是李鸿章的二女婿、晚清官场负有盛名的言官—翰林院侍讲张佩纶。

这一年只有三十岁的张佩纶上了他这一辈子最有见地的一道奏折—《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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