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十一月三日，杨绛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看见钱钟书杂在人群中出来。他过来站在她旁边，低声说：

“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

杨绛看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等两人挤上车，钱钟书才告诉杨绛：“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杨绛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炸了一个焦雷。因为再过几天是丈夫虚岁六十生辰，他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杨绛不解。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钱钟书说。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它是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而采取的模式，即下放农村走劳动锻炼的“五七道路”。

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革”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八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一百零六所，共约十万多名干部。其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部下放河南省。

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来排斥异己，对知识分子进行身心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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