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洗澡》一书结尾部分有云：“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她这里指的是“洗澡”过后，在全国范围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宗旨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形成高等工科学校专业化比较齐全的体系。其模式是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套，这样，杨绛、钱钟书所在的清华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

一九五三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钟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为研究员，从此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动，但两人工作单位未曾调动。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何其芳创办，所长由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兼任，何其芳任副所长，并主持所里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于一九七七年独立并扩充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首任院长。

杨绛夫妇脱离大学的讲坛，对清华大学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他们两人来说，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小说《洗澡》中的主人公许彦成，在重新分配工作时填写的志愿是教英语文法，他的太太杜丽琳是教口语的。许彦成的道理很简单：“我曾经很狂妄。人家讲科学救国，我主张文学救国；不但救国，还要救人——靠文学的潜移默化。反正我认识到我绝对不配教文学的。如果我单讲潜移默化的艺术，我就成了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我以后离文学越远越好。”许彦成的这番夫子自道，我们不妨当成杨绛、钱钟书夫妇（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两人）当时的私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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