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日前我应“南方都市报”的约稿，就武汉的文学会议写了一篇“反击”的文章。本来写了那篇文章就不打算再理会了的，因为实在是觉得有点无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南方都市报又将我文中提及的那几位思想者的回应反馈给我，还说他们副刊非常重视我的意见，希望我再次写一篇文章回应一下。于是我又将那三位的回应看了一遍，觉得自己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

我感到崔卫平女士还是有诚意，愿意交流的。三位当中只有她具有学者的风范。我并没有参加那次会，只是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我想，尽管崔卫平女士作为懂文学的学者所站的立场比那两位高得多，但考虑到当时会议的语境，以及她在那种场合说的那些话，我的总结并没有很大的偏差。她强调我们80年代有某个好传统，希望作家在搞文学的同时关心社会，关心那个新思想的传统。但我并不觉得80年代的那点思想足以形成某个传统。我反而觉得80年代的所谓新思想因为先天不足，因为过分依仗于旧传统，甚至与权势勾结，到了90年代走入没落是必然的规律所致。社会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文学世界里的表层，作家各人根据自己的生存形态，既可以全力去关注，也可以完全不关注（所谓完全不关注，只是指不直接介入表面的东西。实际上作为作家的个人总是紧密同社会联系的）。无论关注或不关注，只要他或她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增加了精神财富，都是好作家。作为从文革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学，考虑到文学目前的生态环境，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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