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

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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