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制器之器”

从1864年“用沪平吴”战争结束以后，李鸿章凭借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权势，把“自强”活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李鸿章留心考察中外国情，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劣观。他对清廷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②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

③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尽善尽美的，“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惟有军队的武器装备远逊于外洋，因而造成了“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④面对着这种险恶形势，李鸿章依据儒学传统中“穷则变，变则通”

的原理，说明了中国因时变通的必要，并阐述了变通的本末观。

他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他一面断言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为“郅治保邦”之本，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一面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主张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外洋枪炮，引进“制器之器”，并进而造就掌握先进工程技术的人才。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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