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用客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破坏了清朝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同地上世界接触。清王朝与资本主义列强逐步从对抗走问结合，一个主张“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一个声称“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1862年初，中外反动派正式结成军事同盟，把血腥的屠刀一齐指向太平天国。就在这个关节眼儿上，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同年3月李鸿章在安庆“潜师暗渡”之前，曾致书沈葆桢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界画。”

①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及其所持的赞许态度。

前面曾经提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应“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李鸿章虽然遵循“师训”把练兵学战作为“性命根本”，但是对于洋务却并未置之“后图”。他初到上海，深感“孤危”。他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和“沪中宫民向恃洋人为安危”的现实，意识到只有顺应买办官绅之“人心”、结好“洋人”，才能摆脱“孤危”处境，成就绞杀造反农民之“大事”。这不仅关于他个人的前程，而且也关乎清廷的命运，因而他始终把“洋务”放在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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