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把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你忍心这么做吗？”由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自己保了一万卢比的人寿险。

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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