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诃德接着说：

“我们刚才谈到了文人学士的清苦和他们这方面的其它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否比士兵有钱。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比士兵更清苦了。他们靠的只是菲薄的军饷，而且这军饷还晚发或不发。有的就靠动手去抢，可这就得冒丧失性命和良心的极大危险。有时候简直衣不蔽体，一件破了洞的上衣既当礼服，又当衬衫。在严冬他们常常冒着酷寒在野外露宿，只能靠嘴里的哈气御寒。可是气出自空腹，据我了解，与常规相反，呼出的是凉气。他们等啊等，想等到天黑在床上暖和暖和。只要他们不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床倒是肯定窄不了，只要他们的脚走得到，都可以算是床，可以在上面尽情翻滚，不用担心床单掉地。

“就这样，到了他们接受军阶的日子。有一天，战斗来临了。他们每个人头上戴着线做的帽缨，以便万一子弹打到太阳穴上或者打断胳膊和腿的时候治伤用。即使仁慈的老天让他们没有遇上这种情况，安然无恙，他们仍然同以往一样，一贫如洗，然后又得一次次地集合，一次次地战斗。即使他们每次都打了胜仗，也只能得到一点儿好处。而且这种奇迹极为罕见。

“诸位大人，你们是否发现，为打战而受奖的人要比战死的人少得多？你们肯定会说这无法相比，因为死者不计其数，而得奖的人不过三位数。但文人的情况相反，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表面上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虽然战士们付出的代价大，可是得到的奖励却很少。据说，奖励两千个文人要比奖励三万个士兵容易得多，因为奖励前者，只需给他们一个符合他们专业的职位就行了，而要奖励后者，只能靠他们为之效力的那个人的财力。这是难以做到的，可它又进一步证明了我说的道理。咱们暂且不谈这些，这是个难以解开的谜团，还是谈谈武装比文治的重要性吧。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因为各方都坚持己见。文士们认为，没有文治，武装就不可能生存，因为战争也有自己的法则，而法则是由文士完成的，法则受到文化和文人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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