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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