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们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做,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做,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作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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