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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