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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