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朱元璋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和翰林学士宋濂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阐明制作律诰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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