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对商人、商业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表现为两种思想的对立斗争。

第一个对立：对私营商业是加以限制还是任其发展。抑商政策就是由限制私营商业、发展官营商业的思想支配的。战国时法家、轻重学家(经济学家)都揭示这种重农抑商的观点，应归入经济思想中干涉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及依此制定的由国家来干预经济的抑商政策，打击了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遏止了农民舍本逐末之风，对稳定小农经济、巩固新兴的封建地主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世有较深的影响。所谓“崇本抑末”、“强本弱末”，都是重农抑商思想的表达。主张“贫富有度，由上予夺”，即由国家来调节经济，以防私人经济过分发展会造成贫富严重不均的理论，可称为“轻重论”。抑商思想即属之。与抑商思想的重官商、抑私商，与轻重理论的损有余补不足正相反背，道家中的黄老学派却宣扬经济放任，“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听任私人自由发展。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种理论可称为“善因论”。以反对“与民争利”为由，要国家退出工商业阵地，将商业放给私人经营，就是这种思想、理论的要害。儒家的“富民”学说和“弛山泽”思想也很容易为欲擅山泽工商之利的富商大贾所援用。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两种对立的思想争论很激烈。西汉前期下放盐、铁、铸钱三大利，纵容私人经济的发展，经济放任思想一时得到实践的机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自无抑商(抑大商)之可言。到武帝时抑商思想才重据主导地位，理财家桑弘羊正是一位杰出的轻重论者；而宣帝时“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却是一群不切实际的经济放任主义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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