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潜书》，里面有篇《室语》，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和家人围桌进食。唐甄说，这鱼味鲜，买时一定是活鱼。家人说，倒也不是，但买时鱼刚死未久，又天寒，所以新鲜。唐甄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连声哀叹。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一直有些心事，今天吃这鱼，忽然想起来，所以感叹。

他的心事，原来是一篇见解。其中的一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唐甄的名言。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并不十分新鲜，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用狠劲重说一遍。他以鱼为喻，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家人听后，这鱼是吃不下去了。

唐甄可谓执著。便在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朋友小聚，本来打算说些闲话的，其中的一位，忽然提起时政，于是桌上的风向便转，由轻松变为激烈，由愉快变成沉郁，多么杀风景！但喜欢这类话题的，又认为只谈闲篇，是言不及义，慢慢地，便有了一种隔阂。

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

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其中包括艺术家、诗人、旅行家，多一半对如何“致太平”，有一肚子主张，而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大，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想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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