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刑事案件中检方是不得对审判结果提出上诉的，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一条宪法准则。站在法官席前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惯犯，也有初犯，有穿着劣质西装的小律师，也有穿着定制套装的大律师，有破产到身无分无的昔日富豪，也有哭着喊着要离婚的夫妻，还有桑迪·斯特恩这样的老手，他们来自大的律师公司，对法庭上的一套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在这所有人中，只有检方没有权力对法官的审判结果提出异议。无论检方派出的这位检察官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也无论陪审团对他有多偏爱，他都必须沉默接受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待遇。

而当我在担任检察官时，这一点在拉伦·利特尔法官的法庭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拉伦精明能干、博学多才，讨厌装模作样那一套。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辩护律师，那时候就经常给检察院和警方难堪。他也看不起他们，这个习惯直到他自己当上了法官也没有改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黑人的成长和教育的经历又让他认为，在很多时候，检方的起诉理由只是主观武断的借口。他在街头巷尾亲眼见到的各种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他身上仿佛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作决定时总喜欢和州检察院对着干。雷蒙德一开始在他的法庭上担任了两三年的辩护律师，便干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俩一上法庭就开始剑拔弩张，休庭以后又能够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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