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个人主义与竞争文化中熏陶出来的总统，杜鲁门非常信奉实力，崇尚强权，认为谁强谁就是“上帝”。

这一点，他与同中国和好的尼克松，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到人家国家抓捕、枪毙人家国家总统的小布什，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文化。

朝鲜战争一爆发，远在几万里之外的杜鲁门总统立即命令远东司令部出兵干涉，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上帝”；

当被警告美军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时，他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是“上帝”；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时，他叫嚣要甩原子弹，因为他认为：美国“上帝”的原子弹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国吓破胆；

直到他被毛泽东自喻的这块“顽石”砸得头破血流、无力回天时，才最终认识到，美国是“上帝”，中国能管“上帝”。

中国是“上帝”的“上帝”。

于是，信奉上帝的他，也非常明智地准备通过谈判，结束与“上帝”之间的战争。

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向往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

他深知一个历经百年屈辱的古老民族的精神诉求。

他也让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打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毛泽东的骨子里，有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

穷，更要活得有志气；

穷，更要活得有尊严。

这种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在后来对新中国是否造原子弹展开讨论时，陈毅元帅用他长声短调的四川话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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